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始于对底层的关注,多数表达一种知识分子对穷苦阶层的同情。德西卡就拍了很多这种片子,比如《偷自行车的人》、《风烛泪》、《擦鞋童》和《烽火母女泪》。这些电影名字听着就特别苦,看起来也不愉快。
贵族子弟维斯康蒂也拍过这种“底层电影”,例如《大地在波动》,带有强烈的左翼色彩,放在今天也谈不上好看。为什么?因为太政治,而政治是时过境迁的。
费里尼早期也表达过对底层的纯粹同情,名作是《大路》。但马戏团的设置和那个傻傻的女子,让人产生的同情心会高一个层次。
费里尼设定的“骗子”形象有着双重悖论的生存意识。
奥古斯特和毕加索均为家庭伦理所牵制。毕加索因妻子选择回归正常的生活,而奥古斯特却因女儿走向了更深的欺骗行径,最终免不了悲剧的结局。他们是自己舞台剧中的演员,为自己创造角色、剧本,以此骗取钱财得以生活。同时,他们是现实最大的失败者,正因为现实对他们产生了背离,他们才甘愿活在自己创造的角色中。至少,奥古斯特如此。
#2020.10.23小西天重看#
伟大的符号互动论社会学家戈夫曼自《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一书出版以来就不断受到批评。也许每个人的生活都是在演戏的论断戳伤了那些标榜自己做事总是诚心诚意人的心,也许过分强调人的表演性确实有失偏颇,但对于一群行骗的人来说,他们的生活确确实实倒是一场又一场的表演。如果是电影里的骗局,那就是表演中的表演,面对二重观众,形成一种非常有意思的局面,譬如费里尼的《骗子》。
电影开场就是骗局,三个骗子构成一个表演的剧班,利用人们贪婪的心理,用廉价的“珠宝”来换五十万里拉的“超度费”。在第一重观众,也就是被骗的人那里,前台的表演天衣无缝,稀里糊涂就送掉了50万。然而第二重观众即电影观众,却是可以同时看到前台的表演和后台的密谋,甚至某一时刻当演员以为表演被拆穿时,电影观众可以观察到他们的惶恐和故作镇定。看电影的人在这里轻易拆穿骗子的合谋,但“说谎者”费里尼,不过又是搭建了个剧班,好教人相信,骗子们的行为符合大众预期:没良心,唯利是图。
之后,三个人的剧班撤离,只剩下了一个
这片子有点让人细思恐极,片子一如费里尼其他作品一样的吵闹、不利于睡眠,但不只是从结尾,而是从全片透露出的那种孤独感却始终笼罩。
让我不禁觉得,似乎从头至尾,只有奥古斯特一个人,而他之前的挚友,无非就是他人生阶段和不同个性的投射。说着做这一行不能有家人,但家人却是他一生的牵绊。
毕加索就是那个年轻有理想、有才华却苦于没有途径实现的他;另一个同伴就是想要偷奸耍滑、却有着现实主义浪漫的他;而女儿则代表了他心底的善良和纯真。
但现实是,在整个生活中
《骗子》女人在拯救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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