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虹膜》）
作为一个戈达尔影迷，当这位法国新浪潮电影大师与第二任妻子安妮·维亚泽姆斯基的情事，被法国导演米歇尔·哈扎纳维希乌斯搬上银幕时，我不仅内心毫无波澜，甚至有点想笑。
我对这部去年入围戛纳主竞赛单元的《敬畏》之所以毫无期待，有两个原因。首先，所有对戈达尔的生平有所了解的影迷，都知道他的第一任妻子安娜·卡丽娜，才是他的一生挚爱和灵感来源。
两人的合作

米歇尔·阿扎纳维西于斯曾凭借《艺术家》获奥斯卡最佳导演。我身处多伦多，在最大的北美观影盛会的多伦多电影节之地，有幸采访到了阿扎纳维西本人。他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大制作导演，擅长拍喜剧片和家庭片题材，拍摄技法上他很高的造诣对70年代电影改革时期致敬。
《敬畏》是由戈达尔妻子安妮·维亚泽姆斯基的两本传记《勤学的一年》（Une Année Studieuse，2012）和《一年后》（Un An après，2015）改编而成，讲述的是两人从相识相知、到互相赏识、到政治理念上不和而关系崩裂的过程

我对本片的理解是，导演想从戈达尔身边最亲近的人的角度，用略黑色喜剧的手法来表现一个天才在革命浪潮中寻求突破自我的挣扎以及对艺术的探索的传记故事。而种种看似滑稽的自相矛盾无所适从则是在这种探索中必然要经历的，毕竟他是在开拓而不是走别人走过的路。最后的孤立和性格的转变是在探索中迷失的悲剧性副产物。然而一个伟大艺术家的伟大之处其实不只在于他实现过什么完成过什么，更在于他敢于突破、敢于探索、敢于在众人的嘲讽中仍然坚持坚信自己的观点、敢于否定自己杀死自己，即使最后可能没有成功

革命从来不是抽象的东西，但艺术却是高度概括性的存在。
艺术家真的能逃过政治化的命运吗？或者说政治化后的艺术是不是只能成为一种propaganda？看完Le Redoutable，我不禁想起这个话题。不是什么新颖的题目，但在这部影片里，则成了一切的始与终。
“不选择政治，也是一种政治化的态度，”电影中的戈达尔如是说，一语击中要害。要么选择政治，要么选择电影，要么用创作取代革命，要么用革命取代创作，这在如今是多么可笑的观点，在六十年代的巴黎，甚至世界，却是那么强有力的表达。无论合理与否

“敬畏”2017年度佳片，$采访《艺术家》奥斯卡最佳导演——向戈达尔的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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